1949年9月的青海湟中县，一场群众大会正在热烈进行。 县委书记尚志田站在台上，嗓子都快喊哑了，底下锣鼓喧天，老百姓高兴得跟过年似的。可就在这一片欢腾里，有个画面特别扎眼。 人群里挤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牧羊人，浑身那股羊膻味隔着三米都能闻到。别人都在笑，就他死死盯着台上那面红旗，眼泪把满是泥灰的脸冲出了两道沟。 大会刚散场，这人疯了似地往台上冲。警卫员吓了一跳，心想这怕不是特务搞破坏吧？刚要动手，就看这汉子“扑通”跪在了尚志田面前，双手死死拽着书记的袖子，嘴里呜哩哇啦全是蒙语。 尚志田懵了，找来翻译费了半天劲，才听懂这人那生硬、破碎，还带着浓重口音的几个汉字：“我是红军……我要归队！” 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傻了。 你看他那样子，脸上全是高原红，满手老茧，连汉话都说不利索，怎么看都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老牧民。可这人居然自称是红四方面军30军的副营长，叫廖永和。 西路军兵败是1937年的事，这都1949年了。整整12年，这人要是红军，咋才出来？咋连中国话都忘了？ 尚志田不敢大意，赶紧把这事报给了第一军的政委廖汉生。 廖汉生是个老革命，听完汇报，眉头皱成了“川”字。同情归同情，但部队有部队的铁律。一个失踪12年、没有证件、甚至连话都说不明白的人，怎么证明身份？万一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呢？ 按照当时的规定，这种情况通常是发点路费，遣返回乡。 这决定一下来，翻译刚转达完，那个在雪山死人堆里爬出来都没吭声的硬汉，彻底破防了。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在空中乱抓，嘴唇哆嗦着，憋了半天，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句让所有人都心碎的话： “如果部队不要我，那我只能回去继续当奴隶了……我没有家，部队就是我的家啊。” 这句话，像一颗子弹，直接击中了廖汉生的心口。 你想想，得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能把一个红军营长逼得连母语都忘了？又是什么样的执念，让他哪怕变成了“哑巴”，也没忘了“归队”这两个字？ 把时间条拉回到1937年1月，那时候的河西走廊，就是个人间地狱。 那年廖永和才21岁，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，任红30军89师269团2营副营长。在倪家营子那场惨烈的突围战里，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。 那时候的红军那是真拼，哪有什么担架医疗队，战友给他随便包了一下，递给他一根木棍，他就拄着这根棍子，一瘸一拐地指挥战斗。但人的意志再硬，也硬不过老天爷。 部队被打散后进了祁连山深处。那是啥地方？海拔四千多米的托来南山，连鹰都飞不过去。零下几十度，缺氧，没吃的。廖永和腿伤发炎，高烧不退，终于一头栽倒在雪窝子里。 等他再醒过来，周围死一样安静，大部队早没影了。 这时候，他碰上了一个同样落单的通讯员小何。两个人一合计，凑了一个小队，一共12个人，三支枪，十二发子弹。听着像故事里刻意设计的数字，但在那种环境下，这就是全部家当。 12个人在祁连山里走了20天，走到了青海的木里地区，找了个岩洞暂时栖身。身上仅剩的一点粮食也吃完了，他们拣些野兽皮骨用雪水煮了吃。到最后就连身上的皮带也吃光了。 外出觅食的战士频繁遭到土匪袭击，一个个没了。最后，一支12人的队伍只剩下廖永和与那个14岁的小通讯员“火娃子”。